奶奶今年90多了，头发灰中带着一丝黑，手和脸上的皮肤是泥土色，还有深深浅浅的沟壑。她背着一个暗紫色带黑色花纹的布包，包里装着一个满是划痕、表盘已经发黑的塑料闹钟，身边还跟着一个我。
我们走到了村岔路口，车没来。奶奶从袋子里拿出满是褶皱的钱，数了数，一块、两块，“下车再给钱，上车时‘很众很众’的人。”然后她又慢慢地把钱放回袋子里。
6点50，车还没来。奶奶拿出旧闹钟，指着上面显示的“6点40”说等会儿去集市要换了它。说着说着，她又说到了年轻时，过年米都没有，红薯丝饭都没有吃。每当她唠叨，都会回到当年挨饿的岁月。
奶奶用黑色的手揩了揩眼泪。老人的眼泪也许不值钱。
一辆蓝色的中巴车来了，奶奶叫我快跟上。车刚停好，她和几个姥姥一起先上去了，我最后。里面黑压压的，人已经充满了整个空间，车门口都站了三四个人。车上除了我之外没有年轻人，都是老奶奶和几个中年妇女。
车上十分热闹。有几个姥姥看着我，奶奶说：“她要和我来赶闹子。”
父亲要送奶奶到镇上来，她不愿意，嫌父亲起得太晚、买的东西不合心意，且寨外老人家少，没人和她玩，她还是喜欢自己坐车出来赶闹子。
小时候我经常和奶奶来镇上。因为和父母一起来，有时候父亲不会让我买想要的东西。但奶奶就不同，不管我要什么都十分爽快地买给我。那时我只有五六岁，现在我已经十八了。
镇上到了，才7点20，街上很多店门紧闭。
奶奶在找一个叫“什么杨什么”的老药店。她在路边望了一会，对着一个小杂货店喃喃着没开门。从车上下来的其他姥姥知道后，笑着告诉她药店在另一边。
我和奶奶从药店出来后，一个同村的姥姥走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慢慢赶上和她一起走。
我跟着奶奶们来到全是南杂店的商铺街。街道小小的，人不多，却比主道要热闹一些。我们在摊上点了三碗卷筒（一种类似凉皮的吃的），付钱时，我说我来付。那个姥姥本来已经准备好了钱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对我腼腆地笑了笑。奶奶很开心地对姥姥说：“让她付吧，她有钱。”
7点45，我吃完卷筒一抬头，看到太阳洒下光，照在了远处的街道上。没开的店都开了，一两个音响在街道上喊着。
我们走到南杂店，奶奶要买个手电筒，再换个闹钟。她不愿去大超市买东西，觉得里面大、找东西不方便。她把“大超市”叫成“大酒店”，还问旁边的姥姥去过“大酒店”吗。得到否定答案，奶奶更加坚定表示要在这里买。
干练的女老板问奶奶要什么，可奶奶的土话老板听不懂，我赶紧说要一个闹钟。奶奶从包里拿出旧闹钟，用着夹着土话的官话说：“用这个换，（钱）少点。”她把闹钟递给老板，老板收下闹钟放到小板凳上。
8点40，街上挑着簸箕买菜的人走了，街上来了一车一车卖水果的货车。
“香蕉1块5一斤”“好甜好甜的柑子便宜卖”“果园鸡”……各种各样的喇叭声杂糅在一起，加上狗叫、摩托车声。
我们又上了那辆蓝色中巴车，车声一响，镇子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回到家时还不到9点，我家只开了个小门，父亲刚起床，笑着迎接我们回来，母亲还在睡觉，周围的一切也似乎才刚刚醒来。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而老人们的一天已经开始很久了。
